煽情主义是新闻报道的一种风格。它的兴起自有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诞生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和成熟的市场机制是廉价报刊“煽情主义”形成的根本动力。
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西方一些国家的工业革命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变化。飞跃发展的生产力以及成熟、规模巨大的商品经济体系，带来了运输业的革命、大都市的形成、通讯业的发达、造纸以及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这些为廉价报纸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而成熟的市场机制的形成，则是引发廉价报刊“新闻革命”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动力。在市场机制的驱动和制约下，廉价报刊的经营者遵循市场生存规则，“为了争取大众，他们不得不迎合大众的实际文化水平及阅读情趣，供给识字不多的读者们大量的***性的、粗浅易懂的新闻消息；为了方便大众，他们不得不把报刊编排得醒目悦人，以便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样，廉价报刊才有可能吸引大量的广告商，获得丰厚的广告收入，从而进入“良性发展循环圈”。
廉价报刊产生之前，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政党报刊时期。当时的政党报刊致力于政治鼓动、理论宣传，维护各党派自身的利益，其政论文章冗长艰涩、枯燥无味。新的社会现实、新的读者群体以及新的技术条件都呼唤着新的报刊类型的产生。廉价报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由于能够适应各种不同背景、不同政治观点的信息只有新闻，因此，廉价报刊就必须树立“大众化”的风格，以及时的、多方面的、耸人听闻的新闻来适合当时大多数读者的口味。
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化进程也是廉价报刊产生的基本动力因素。工业革命破坏了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迫使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或移民美洲，形成了新的市民、劳工阶层，这当然也带来了自由民主思想概念的普及、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都市化的兴起。再加上生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善，劳工阶层和大量的中小城镇市民能够粗通文墨，对外界的各种信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廉价报刊为争夺受众而奉行“煽情主义”不失为一种正确的选择。
罗伯特·A·达尔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1915 年生于美国艾奥瓦州，1940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在耶鲁大学任教。由于达尔的学术成就，他于 1966 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学会***，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并担任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在达尔的学术生涯中，主要是致力于对多元民主理论和政治学方***的研究，他著述甚丰，尤其是写了大量关于多元民主的著述，他的多元民主理论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民主理论之一，他本人也因此在西方备受推崇。这里介绍的《现代政治分析》则是一本从理论上阐述政治学方法的著作，正如达尔在该书第三版序言中所说，他写作此书是企图通过该书“给读者一点基本概念、观念和分析工具”，以便读者能从事政治分析的使命。如果说拉斯韦尔的《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是政治学行为主义的一部早期代表性著作，那么，《现代政治分析》则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政治学从行为主义的鼎盛走向变革时期的经典性理论著作。该书初版于 1963 年，后多次再版，再版的过程正反映了行为主义变革的过程，因此，阅读该书对于理解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发展很有价值。
在现代文明社会，大众媒介在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传媒不仅作为宣传舆论工具被统治者牢牢地掌控，而且随着现代社会的民主进程，“政治媒体化”已逐渐普泛为一种时代特征。可以说，不懂得政治，就难以把握现代传媒的本质；不懂得传媒，也无法理解现代政治的奥妙。可以说，“传媒”与“政治”的结缘已繁衍出一个全新的政治运作空间。
一、“政治媒体化”理论概述
“政治媒体化”理论，是由美国学者Timothy Cook在《治理新闻：新闻媒体作为一种政治机构》[1] 一书中正式提出的。作者Timothy Cook是William学院的政治学教授,他在研究了美国政治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后，得出结论：在美国，作为一种客观、中立的新闻界越来越成为一种理想，越来越远离现实。新闻界远没有成为第四种权力，它仅仅是游弋于***三权中的一个政治机构，而不是独立于***之外的政治力量。政治变得越来越受媒体操纵，媒体也越来越演变为政坛***迭起的“斗秀场”。Timothy Cook进而把制造新闻与政治治理的不可分割性，称之为“政治媒体化”。这个观察角度，将有助于人们理解现代政治的特殊本质。
应该说，政治媒体化并非从今日始。历史地看，当统治者认识到媒介在资讯传播中的作用，政治力量便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和操纵媒介，为政治利益服务。但是，原始形态的政治与媒介结缘，由于媒介自身的不发达，以及人们对其属性、功能的认识不清，这种政治媒体化运作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上，譬如，在中国古代，某些政治势力为获取政治利益，故意以小道消息散播宫廷秘闻、内幕，以实现自己的私利，但这种口耳相传的传播方式，不仅容易造成以讹传讹，而且稍不留神，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随着大众媒介在20世纪上半叶的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它扮演的角色所引起的震撼，至30、40年代，西方社会已普遍认识到大众媒介蕴藏的巨大威力；不仅如此，随着大众传播研究的兴起，媒介的传播特性、功能日渐明晰，由此在西方社会中，政治已逐步自觉地利用媒介，在政策的宣传、群众的发动、社会的整合、各种关系的协调、各种议题的讨论等方面，都透过媒介的管道予以展开。至此，“政治媒体化”已上升为西方政治运作的基本特征，并成为一种政治性谋略。自肯尼迪开始，历任总统无不凭借媒介、特别是电视展示自我形象，宣传大政方针，以至有人戏称为“电视总统”。
今天，人类已迅速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媒体社会中。所谓“媒体社会”，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我们的社会受媒体驱动，在媒体的强烈影响下运动、变化、发展；二是指媒体以它独立的意志建构着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与现实社会并行或交叉运动的，或者说，媒体社会是对现实社会的摹写、变形、夸张和投射。身处21世纪的媒体社会中，由于大众传播无所不在，政治的传播便不可避免地要通过媒体驱动。近20年来，政治媒体化进程日益加快，便是一个重要的迹象。对此，艾英戈、金德在《事关重要的新闻》一书中指出：
“媒体政治”已经无所不在，不仅存在于美国，在其他国家也一样，而相反，代表不同偏好的公众组织所形成的传统体制（比如说政党和利益群体）则日渐式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使用——甚至操纵——大众传媒以促进政治目标的实现，不仅是标准的操作方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的需要。[2]
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大众传媒的新闻传播确实至关重要，并已经成为现实民主政治能否顺利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时至今日，各种政治主张如果不通过媒体进行传递，其实已很难真正到达公众那里了。
由此不难看出，所谓政治媒体化，作为一种现象，它是政治发展的产物，并日渐凸现为当今媒体社会的具有普泛性的特征，同时也展现了政治传播的一种新的操作方式；作为一个观察视角，它揭示了在媒体高度发达、政治走向民主化的今天，新闻传媒与现代政治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总之，政治媒体化在政治逻辑与媒体逻辑的推动下，已经粉墨登场了。
二、政治媒体化：政治逻辑下的媒体
亚里士多德有言：人本性上是一种政治的动物。对政治资讯的接受和分享，其实是社会正常人的经常性活动，因此，作为传播中介的媒体亲睐政治内容，自然容易理解；而媒体的发展也为政治力量提供了新的手段和渠道，传统的纸质媒体和视听媒体自不待言，如今网路新媒体也有了用武之地，也就是说，政治对社会的影响也须臾离不开传播媒介。同时，大众传媒作为一个完整的组织机构，它当然拥有自身的目标和宗旨，并需要保持同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契合，不过，它同时还受其它组织，特别是处于社会领导地位的政治组织的影响和控制。政治与传媒客观存在的相互需要，以及两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决定了政治媒体化进程中“和谐”与“冲突”两面并存的局面。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媒体化的进程，可以被看作是政治与媒体达成的新的契约，一场联姻的开始。这种关系中，按照邵培仁先生的观点，政治资讯传播中的大众传媒扮演的是传播者、解释者和中介者，政治力量扮演的是决策者、领导者和把关人，二者的共同指向便是受众或公众[3]。进一步分析，政治媒体化从政治逻辑角度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予以认知：
1、 作为宣传工具的传媒
从传播学理角度看，宣传并不是新闻的基本属性，但却是媒体被赋予的重要使命。这可以看作是政治与媒体联姻后，媒介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家庭纷争”中开始溃败的第一个征兆。所以，媒体要保持独立、自由的清白之身，而不为统治者进行舆论宣传，从来被认为是一种理想主义。
在我看来，在所有关于“宣传”定义中，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者哈罗德·D·拉斯韦尔提出的概念最接近其本义。他认为：所谓宣传，是运用各种语言、符号等种种表意工具，以控制和影响多数人的思想和感觉，从而达到一定目的之一种的企图。完整意义上的宣传，由宣传者、宣传对象、宣传内容、宣传方式等因素组成。
“宣传”这一古老的社会现象，直到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依然散发着巨大的魅力。即便在西方政治体制中，各种政治利益集团无不以传媒为工具，广泛开展各种宣传，以灌输权威意识形态，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影响社会的发展方向。当然由于时代的发展，今天的公众对于具有明确宣传意向的内容可能会产生抵触情绪，因此现代媒体的宣传必须按自己的逻辑、按自己的“密码”解释社会、分析社会，从而曲折地渗透宣传性内容。
宣传要取得实际效果，往往需要交替使用各种媒体表达方式。譬如，可以使用口头语言、文字、声音和图像等，也可以利用新闻报道、人物访谈、文艺演出直播等，宣传主体也有多样性，如政党、国家、团体、宗教和企业等。传媒的多侧面、多层次的立体结构，强化了政治宣传的效应，但其政治“作秀”的一面，往往会被置身者所忽略。例如，2004年7月28日，以色列总理沙龙的政治表演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当天，有200名法国犹太人响应沙龙的号召弃法（法国）抵以（以色列），成为新一批犹太移民。沙龙亲自前往特拉维夫机场举行欢迎活动，以色列和美国媒体进行大肆渲染。这样的举动，再加上沙龙所宣扬的“欢迎所有犹太人回归祖国怀抱”的言辞，无疑将有助于抬高这位“铁血”总理在以色列国内的威望。但是此举将对本来就复杂难解的中东局势产生何种影响，却反而被人所遗忘了。
2、 政治控制下的传媒
大众传媒对政治活动的介入以及它对政治发展的潜在影响，几乎先天地决定了政治权力必然对它施加影响和控制。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标榜新闻自由，但实际上，传媒从没有毫无限制的自由，“总是带有它所属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形式和色彩”[4]， 而那种“政治结构形式”即政治逻辑和政治体制，往往会对传媒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从目前看，世界各国从政治上制约或限制传媒的方式和手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利用法律进行约束。即国家制订或认可用以协调大众传媒与社会各系统关系的法律规定，并以国家强制力和媒介自律相结合为保证，实施用立法手段管理和约束作为社会独立力量的新闻媒体。当西方主流政治力量掌握了立法和司法权力之后，政治力量已摒弃了资本主义早期对传媒的专制控制方式，个人色彩相对减弱，也不再直接以行政手段硬性干预新闻传媒的自由，而是通过法律手段（“追惩制”）规范大众传媒的权利和义务，使之服从和服务于统治秩序的需要。
其次，通过***机构辖制。就是以国家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威或以国家执政党的权力意志和政党利益，对大众传媒进行控制，实行严格的特许制和新闻审查制度。在西方，大部分传媒机构并不隶属于***，主要由私人和财团投资兴办，其控制权掌握在私人机构手中，但***机构可以通过规划、技术部门和媒介管理部门的“软手段”，对大众传媒进行制约和调控，如决策传播业发展规划、提供技术支持、基础设施改善、远程传输光缆提供、卫星技术支持，以及对传媒的传播活动进行管理，对传媒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控制消息发布源等等。以美国为例，其大众传媒号称民众的“看门狗”和***的反对派，而且有较多的批评***的自由，
但正如赫伯特·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指出的那样：
新闻媒介看起来确实独立自主，看起来确实在向权势们挑战——俨然成为***第四大部门。然而，只要进一步深入调查，显然就会看到这种关于新闻媒介权力的信念，只是那些拿它追逐自身目的者手中庞大的武器而已。***和政治经济权贵们操纵报纸的事实贯穿于整个历史。[5]
因此，传媒所拥有的“新闻自由”，虽然也发表揭露和批评政界和企业财团的内容，但总体上说不可能超越政治力量规定的范围，更不会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许多时候，在决定哪些是新闻、哪些新闻能够报道、哪些新闻不能够报道等方面，裁定权仍然在***手中，如两次海湾战争中，都出现了军方和***机构限制传媒报道活动的情形。
再次，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牵制大众传媒。新闻传媒与垄断集团、政治势力的关系上，从来面临巨大的压力，从经济利益角度考虑，传媒很难坚持独立的政治立场，因为对他们来说，独立的政治立场并无任何好处，特别重要的是，若是坚持独立的政策，便不会从位居政治支配地位的势力那里，得到某些商业利益的照顾。美国批判学派的先驱赫伯特·I·席勒在《思想管理者》一书中揭穿了这个秘密：美国媒介受到的是双重束缚，一方面要受到来自大广告商和大公司在经济上的控制，另一方面还要受到***在政治上的严格管理，而且，美国***和大公司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此，美国媒介只不过是包括财富五百强在内的跨国大公司用以出售其产品、服务和观点的工具，是美国***用以维护社会规范、社会制度、社会秩序以及推行全球霸权的工具。他进而认为，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新闻媒介的内容往往反映那些给新闻媒介提供资金者的利益。[6]
在这种政治逻辑下，传媒的所谓客观性、独立和自由、媒介权力的实质等，都是值得怀疑的。从本质上说，西方传媒也不过是戴着政治镣铐的“舞者”。
三、媒体政治化：媒体逻辑中的政治
17世纪一位自然科学家说过，要想控制自然，首先必须服从自然。从这句话中，一些政治家也获得了自己的感悟：要想控制媒体，就必须首先服从媒体的游戏规则。特别是在当今民主社会，媒体为政治活动提供了表演场地和舞台，民众往往通过媒体了解政治、参与政治， 这种景况彻底改变了传统政治的面目。诚如竞选运动编年史专家西奥多·怀特所言：电视是政治进程，电视是政治的比赛场地；今天，行动是在演播室里，而不是在密室里。
在西方媒体发达的社会中，那些熟知现代媒体规则的政治家，总是擅长于利用媒体把自己的“所为”和“所不为”进行传播，在社会中产生他们所期待的影响。一般来说，西方政治的媒体化运作都按照媒体的逻辑展开，并且已经形成了政治媒体化的一整套操作方式：
首先，利用媒体作为社会的“镜子”和论坛的功能，发现社会问题并使之公开化，并在论坛中使各方利益群体的意见得到均衡展现，观点得到碰撞，并最终形成统一意见，推进社会的凝聚、整合的过程。在当今世界的政治家如布什、布莱尔等人周围，总是聚集着一批“谋士”。以前政治家的谋士多由知识分子、理论家担任，帮助其宣传党的纲领，而现在的谋士大多是一些媒体专家，通常的做法是设计或渲染一些新闻***，使政治人物能够尽可能频繁、尽可能光彩地进入媒体，与公众对话、表达主张等。其积极的方面是，通过现代化媒体的有效传播，把社会问题、社会情绪及时、迅速地传递到政治之中；同样，政治的目标和资讯也可以通过媒体迅速传播到社会中去。这种方式，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对社会发展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在这个各种意见的集散地，不同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政治资讯可以相互进行传递，使人们可以在相互比较中进行权衡、争论、取舍。这其实就是一种政治宣传，是横向意义上的交互式宣传。
其次，尊重媒体的相对独立性原则，按照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和行为逻辑，制造***或事实。传媒有其特殊的社会使命，必须按照自身的法则工作，这是媒体保持独立性和“体面”的基本前提。任何媒体，记者总是按照自己的新闻价值观，即是否构成新闻的视角出发，观察、解释和分析社会。正是由于媒体必须依托新闻***的特性，政治人物要想成为媒体的宠儿，***若只靠思想、观点和讲话，而没有吸引人的***，是难以吸引社会关注的。所以西方的媒体专家总会想方设法为政治家制造***，惟有如此，有关的政治思想、观点才能符合媒体传播的要求，进而吸引社会公众的眼球。
再次，按照媒体的选择性原则，用媒介的尺度和公众的趣味审视自身，从而引起公众对政治主张和政党的关注。我们知道，媒体的交流总是有选择性的。在媒体的尺度中，认为新奇、冲突和不幸等等，是容易构成公众关注的兴奋点，因此媒体中的政治资讯也需要根据这个原则进行重新包装。其结果是，媒体所报道的***在性质、程度和影响等方面，与现实社会中的实际情况往往存在很大的距离，人们通过媒体所看到的世界，很有可能是一个“***象”或夸张的“镜像”。比如，2004年7月28日，美国的观众通过CNN等媒体又真切地见识了一场“高水准”的“政坛秀”大战：按照美国大选的程序，驴、象两党全国大会的举行，将正式拉开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竞选大幕。抢先一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大会，将人们耳熟能详的克里与他的搭档爱德华兹隆重推出，使之在一种狂热的喝彩声中粉墨登场。在四天的会期中间，爱德华兹与克里先后发表了充满鼓惑与***的演讲，向谋求连任的共和党人布什、切尼发出言辞犀利的“宣战檄文”，除了克里与爱德华兹，美国民主党的头面人物，如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夫妇、前副总统戈尔等也轮番上台，竭力向美国公众推崇克里的勇气和智慧，把他描述成“一个能解决美国今天面临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克里真有如此能耐吗？明眼人都明白：这无非是媒体与政治联手举办的“***面舞会”而已。
还有一点也不可忽视，媒体，特别是电视传媒是以形象吸引人、召唤人的，基于对媒体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考虑，西方政党认为，一位领袖不仅要懂得党纲，更应当懂得媒体之道，即必须以良好的媒体形象出现。例如1992年的美国大选，当时的一份民意调查表明，克林顿那充满***的“帅哥”形象，一开始就把老成持重的老布什比下去了。许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认为，他们的国家更需要的是朝气而不是经验。绯闻不断的克林顿，仿佛真成了美国人“朝气”的象征。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美国政治家都清楚，如果政治意识形态与媒体形象出现矛盾时，他们更愿意这种矛盾发生在自己与政党之间，而不愿意发生在自己与媒体之间。因为这些政党的***清楚地知道，如果他们能够在媒体中很好地表现，并获得更多地支持，党的组织最后也会给他以同样的支持，尽管他在媒体中所说的和所做的也许与政党机构作出的决定截然不同。“这其实是媒体逻辑打败了政党逻辑。政党跟着政党领袖走，政党领袖跟着媒体走。”[7]
现代社会总的趋势是大众传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高，似乎真已实质地成为“第四种权力”。媒体在选举中甚至替代了政党操纵整个过程，格外引起人们的关注。因此，现代传媒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或者政治媒体化本身，都需要我们作出冷静而客观的评价：
1、一个合理运转的社会，渠道畅通的政治表达是社会民主的重要标志。当今，随着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政治秩序逐渐形成，而大众传媒以其无远弗界的传播优势，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最迅速、最广泛的政治表达渠道，这不仅可以反映民众呼声，还可以借助媒体空间创造出健康的舆论氛围，为更合理的政治决策提供必要条件。
2、许多政治观察家认为，西方的媒体政治看似民主，其实是破坏了民主。美国学者乔姆斯基就说过：西方政党政治从本质上看，不是政党的逻辑，也不是媒体的逻辑，而是资本的逻辑。所谓资本主义政党民主，说到底无非就是若干个基本执行同样亲商业政策的政党，就一些次要问题进行无关痛痒的争论；只有商业利益不受侵害，民主才是被允许的。这种民主极大地损害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在大资本的操纵下，公民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而有效的民主却需要这种联系。这一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以漠不关心和玩世不恭为标志的非政治化公民越来越多，而国家的政治生活留待职业政客去分肥了。
3、就政治媒体化的运作本身看，也是陷阱颇多，疑云重重。艾英戈和金德便指出，美国的媒体政治其表现是：第一，以国家为中心，或者以总统为中心，而忽视其他社会群体的各种诉求；第二，摆出权威者姿态，阻止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媒体新闻总在暗示人们，老百姓不懂政治，不必去尝试；政治是为精英准备的，也是关于精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政治甚至是反民主的；第三，美国媒体中的政治选举越来越平凡琐碎，记者报道选举就像报道***，关注冲突和输赢，而忽视候选人的政治主张；第四，媒体已沦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速记员。为寻求官方消息，媒体往往不愿意惹麻烦，多数时候就是转述***的消息，其结果是资讯路径的偏见最终成为公众的偏见。西方政治媒体化的结果，似乎也越来越证实了这些问题。
定义
新闻的专业主义是一种独立于任何权威之外的新闻从业理念，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反权威精神。它要求记者以客观、真实、准确的态度去报道事实，挖掘事实的真相，把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
基本原则
对于不同的国家，对新闻专业主义定义和标准不一定完全相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决定专业特征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2]
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
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或政治、经济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
3、新闻从业者是资讯流通的“把关人”，***纳的基本准则是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价值观念，而不是任何需要向社会主流灌输的意识形态；
4、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观念，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利或经济势力；
5、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组织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作用
传统上，新闻不是专业（profession），新闻工作者不被认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最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自印刷行业的发行人或工人、学徒，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形象不好，经济政治地位也不高。一旦冠以“专业人士”的名称，美国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陡增，职业形象焕然一新，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穿着体面、出入高层，进行社会信息鉴别的把关人、对社会舆论具有判断作用的仲裁者。
新闻专业主义追寻简单的事实（facts）——由此产生新闻的客观性。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或机制，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neutral）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 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对政党、对政客***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而良好形象和高度信任，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资本之一。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指出了明显的三项功能：巡视环境、组合社会和传承文化。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则使用了更简洁的表述方式——监视者（watcher）、论坛（forum）和教师（teacher）。自由主义者分配给媒介的“看门狗”（watchdog）任务，是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新闻舆论功能。
在实施媒介这些功能时，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
中立把关人
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新闻事业内在的矛盾。不过，它的确为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因此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把关人”模式强调必须发现和散布重要消息。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把关人在作必不可少的抉择时，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取舍。同时，新闻工作者用“客观性”表明其报道的可信性，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地位。
客观反映者
客观性从整体上为新闻媒介提供了合法的途径。随着媒介经济来源的改变，新闻的定义和外观也改变了。狂热的观点和表述失去了市场；公平和平衡的编辑方针伴随着客观性的写作方法开始大行其道。在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客观性起先是职业精神的关键信条，后来则成为新闻实践的“策略性程式”——它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各方面的攻击。
客观性
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同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把关”时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
真实性
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不能仅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而且必须达到整体真实。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失去了真实，客观便无从谈起，独立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独立性
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所以新闻媒介的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应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自由性
新闻自由包括***访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即“知情权”。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石，西方新闻界也历来以此自诩。在“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强调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和“多元”，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游戏中5股力量1：英国SAS：普莱斯上尉，盖茨（GAZ），索普（外号：肥皂），麦克米兰上尉（双人狙关的狙击小组组长）；尼科拉（SAS线人，手持AK74）2：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侦察连： 范奎兹中尉（队长），格里格斯（机***，注：后加入幽灵部队），保罗·杰克逊；3：俄罗斯***军：卡莫洛夫中士（俄罗斯军队长）； 4.：中东某大国军阀： 阿·阿萨德（用沙漠之鹰枪杀总统的军阀头子）；5：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伊尔曼·扎卡耶夫（双人狙关的狙杀目标），V.扎卡耶夫（ 伊尔曼·扎卡耶夫之子。注：身穿蓝色运动服，最后在天台饮弹自尽）
公共管理研究发端于1887年诞生的传统公共行政学，以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为其理论基础，专注于从静态的角度研究行政组织结构与体制问题。此后，行为科学公共行政使公共行政研究的重点从静态的体制结构上转向对行为的动态研究，以期从人和组织行为对效率的影响上寻求提高行政组织效率的途径。
20世纪60年代之前，包括传统公共行政学和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学在内的行政研究均呈现“管理主义”取向，奉行效率至上的原则，专注于行政组织内部的效率问题，属公共管理学发展的第一阶段。
以行为沃尔多对传统公共行政的批判为先导，弗雷德里克森和拉斯韦尔分别提出“新公共行政”与“政策科学”范式，公共管理的发展进入“新公共行政与政策科学时期”。在这一时期，公共新政研究从“管理主义取向”转而为“***主义取向”，奉行公平至上的原则，从对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对***组织外部社会责任的承担，属于公共管理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源于美国商学院并受到传统公共行政影响的公共管理B－途径（包括受到新公共行政学影响并起源于英国的新公共管理途径），以及由政策科学范式发展而来的公共管理P-途径，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的第三种范式——（新）公共管理范式，此后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进入到第三阶段。
作为向“管理主义”的再次回归，公共管理这一新范式呈现出多学科背景的包容性，不仅专注于内部管理与外部治理，更是极大地拓展了公共组织的内涵，由***组织进一步扩大至非营利组织乃至私人企业的公共方面。
一、公共行政时期（1887—1960s）
公共管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它的历史并不长。1887年以前，公共管理仅处于前学科时期，公共管理特别是行政学长期附属在政治学之中，并没有独立出来。因此，我们对公共管理学科历史的考察主要是从公共行政时期开始。1887年后，公共管理研究进入学科前期——即公共行政时期。对这一时期，依据学科研究的焦点和方法不同，又可以把它大致分为两个具体的阶段：一是传统公共行政阶段，二是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学时期。
1.传统的公共行政学（1887—1930s）
1887年，美国学者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行政之研究》一文，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法，为公共行政学的诞生标志。政治行政二分法的突出贡献，在于将国家管理的两种活动进行了区分，其一为政治领域，其二为行政领域，从而将行政学研究独立出来。
威尔逊认为，就***应当做什么而言，政治领域就是由大多数选举出来的代表决定应该做什么（例如，由议会主导的法律的制定与颁布），行政领域就是贯彻执行经过合法程序的各种规定和法令——即政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有关，而行政与公共政策的执行有关。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阐述了为何应当将公共行政从政治领域中进行分离。在威尔逊看来，由于西方***的民主内涵，要求民众必然广泛参与和监督政治过程，这就会与行政过程对效率的追求相冲突。
因为我们知道，民主与效率必然是存在冲突的，由一个人做出决定和由一群人做出决定，一定是前者效率更高。这样一来，从属于政治学领域的行政过程，必然不能满足效率优先的根本要求。因此，正是从解决这一基本难题出发，威尔逊提出了将***划分为“政治”和“行政”两个过程。
政治和行政过程分离之后，诸如政策的制定等政治过程，便可以交由议会等权力机关发挥民主决策的优势充分讨论，而对政策的执行便可以交由***（狭义的***——行政机构），使行政机构能够专注于处理行政事务和少做政治干预，进而提高行政部门的效率。这便是威尔逊所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基本观点——政治过程应该追求民主不能干扰行政，而行政要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效率为目标。
继威尔逊之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构成西方公共行政学的又一思想基础。通过良好理性的制度设计，韦伯致力于建立的官僚队伍是非人格化、标准化办公、完全理性，以及职业化、专业化的组织，像一部机器的零件一样精确，从而推进***这个“大机器”高效、有序地运转。
此外，公共行政学的形成也受到工商管理学的强烈影响，早期的公共行政学者将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并利用和发挥了法约尔等人的管理职能和管理原则的思想，最终通过怀特的系统化理论框架而得以最终创立，这些理论我们在第二章会展开讲解。这一时期，我们称之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时期，大致位于20世纪20—30年代。
这一时期的行政学者对公共行政研究均持有共同的信念，因此被称为公共行政学的“正统时期”，其两大理论基础是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
传统的公共行政学主要以狭义的***（行政机关）作为研究对象，注重组织的内部取向，以及机构、过程和程序行政原则的研究，并将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第一，主要涉及组织原理、管理体制、人事行政、财务行政等主题，专注于***内部管理的普遍原则。
第二，***取静态的视角，以正式组织（官僚体制）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不重视非正式组织和政治行为的研究。第三，以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为基础。第四，强调以效率原则作为最高标准。
2.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学（1940s—1960s）
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的或静态的研究方法，所以威尔逊、韦伯、古立克、厄威克等着重研究的是公共行政的组织结构和原则，以及分工、层级体制设计、法令规章和工作标准等制度框架的设计，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组织）的分析，忽视了对非正式组织，以及人和组织行为的研究。
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由于政治学中行为主义研究方式的盛行，传统公共行政学由于其内在的缺陷受到严重的批判。一方面，威尔逊所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将政治与行政截然分开，忽视了政治因素对管理过程的影响。在现实中，政治与行政实际上无法完全分离，行政并不是政治的从属工具，公共行政人员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因其具有专业知识而经常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甚至直接制定政策。
因此，行政人员必然受到政治的影响，具有自身的利益偏好。另一方面，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作用的发挥也受到现实的制约。通过良好理性的制度设计，韦伯致力于建立的官僚队伍是非人格化、标准化办公、完全理性、职业化、专业化的组织，他们像一部机器的零件一样精确，共同推进***这个“大机器”高效、有序地运转。
但现实中，行政人员并非是完美的个体，都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并且具有个人利益导向——机构臃肿、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寻租行为是官僚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固有特征。因此，官僚制也并非如原有设计那样高效廉洁，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20世纪40年代开始，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行为主义的批判，在这些批判者中有西蒙、达尔、阿普尔比和沃尔多等，行为主义者从人和组织行为对效率的影响上寻求提高行政组织效率的途径。例如，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博兹曼、普雷兹曼为代表的公共政策学派综合运用人类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分析公共行政行为及其活动，使公共行政研究的重点从体制结构上转向了对行为的研究。
其中，不得不提到的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向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转型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学者有两位——赫伯特·西蒙和德怀特·沃尔多。
第一，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试图从行为主义出发，以“决策”为基本概念研究行政学问题，从而构建一个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虽然在当时并未摆脱传统行政学框架的束缚，但是却深入影响了之后的公共政策学派——拉斯韦尔提出的政策过程理论，就是基于西蒙的决策理论——以至于衍生出“政策分析（P-途径）”这一全新的公共管理途径（当然这是后话）。
第二，沃尔多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判，较为准确的指出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缺陷，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先导，其理论观点我们在第二章会详细阐述，沃尔多之后，弗雷德里克森提出新公共行政理论，成为尝试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种重要范式。
但是，尽管以西蒙等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学者猛烈抨击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弊端，成功使公共行政的研究重点从静态的体制（官僚机构）研究，转向动态的行为研究，但是传统行政学的根基并未真正动摇，新的范式并未确立。
总体来看，公共行政从产生之初到20世纪60年代，包括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学均呈现“管理主义”取向，秉承管理学和经济学的传统，以经济和效率为导向，专注于行政组织内部的效率问题，因此均属公共管理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公共行政时期（行政管理时期）。
只不过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威尔逊和韦伯等为代表的传统公共行政学，从静态的角度寻求提高***内部行政效率的途径，重研究的是公共行政的组织结构与原则，以及分工、层级体制设计、法令规章和工作标准等制度框架的设计。而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学着重从人和组织行为对效率的影响等动态方面，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例如，从人的需要、动机等心理因素研究如何激励行政人员的效率。
二、新公共行政与政策科学时期（1960s—1***0s）
1.新公共行政学（1960s—1***0s）
初期的公共行政学无论是***取静态地或行为学的视角，都只注重对官僚体制（正式***组织）内部管理效率的研究，以经济和效率作为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标，忽视了***部门所应肩负的广泛社会责任，其结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时代，长期存在着普遍失业、贫困和疾病问题，从而产生了各种社会危机。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两种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尝试——第一种便是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以沃尔多对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批判为过渡，以弗雷德里克森等为代表的一批青年学者，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试图确立一种以民主取向为核心的新公共行政学范式，认为经济和效率不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强调公共行政学应以公平与民主作为理论基础，核心价值应该是社会公平，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
“新公共行政”于1***1年以《走向一种新公共行政学：明诺布鲁克观点》为书名结集出版，表述了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观点。总体来看，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呈现出一种“***主义取向”，它秉承政治学和法学的传统（P16），关注民主、社会公平。然而，由于“新公共行政学”缺乏概念和理论上的连贯性，未能最终成型并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只是整个“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昙花一现。
但是，这并不影响“新公共行政”作为整个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独立范式存在。在这里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为何“新公共行政学”能够成为区别于“传统公共行政学”的一大范式，而与传统“公共行政”同样有巨大区别的“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学”却不被认为是一种新“范式”？
虽然“行为科学公共行政”在观点上与“传统公共行政”存在较大差异，前者主张从人和组织行为对效率影响的动态方面，寻求提高***行政效率的途径，后者主张从静态的角度寻求提高***内部行政效率的途径。但是，这两种理论均对公共行政研究均秉承一种共同理念——第一，呈现共同的管理主义取向，将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第二，均以狭义的***（行政机关）作为研究对象，关注行政组织内部的效率问题。
与传统公共行政相比，新公共行政学作为一种全新范式的区别在于——第一，新公共行政学呈现一种截然不同的***主义取向，与传统公共行政学以“经济和效率”为中心有所区别，新公共行政学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
第二，唤起了对公共行政中“公共”部分的关注——即实现了从专注于内部管理（行政管理），到***部门进行外部治理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转变，这也体现了“公共管理”学科从“行政管理”到“公共行政”的转变。
因此，虽然“新公共行政学”在短暂的研究热潮之后，未能成功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但仍然对现代“公共管理”的发展产生了重要贡献，正是基于“新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原则提出的诸如减少管理层级、民主行政、对社会民众的需求积极回应等主张，均对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推动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诞生，而后者正是当代“公共管理范式”的重要理论之一。
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公共行政”理论又有“复活”的势头，其倡导者之一的弗雷德里克森在公共管理界非常活跃。
2.政策科学（1960s—1***0s）
与此同时，几乎与新公共行政思潮（1960s—1980s）同时出现，第二种尝试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范式是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51年拉斯韦尔等主编的《政策科学》一书，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政策科学迅速成长，在70—80年代成为与传统公共行政学相抗衡的主流学派。
拉斯韦尔等政策科学的倡导者针对传统行政学过分强调官僚体制的研究以及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弊端，同时受到西蒙决策理论的影响，以改进公共决策系统，提高决策质量等为宗旨，专注于对政策本身、政策制定系统及政策过程的研究。
三、公共管理时期（1980s—至今）
20世纪80年代之后，公共管理范式在美国产生。但是，在美国公共管理范式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起源：一种是“政策途径（P-途径）”，另一种是“商业途径（B-途径）”。
1.政策途径（P-途径）
公共管理的概念，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界得以流行。例如，佩里和克雷默在《公共管理：公共的和私人的观点》一书中界定什么是公共管理时宣称，他们关于公共管理的灵感就来源于威尔逊的经典论文《行政之研究》。但是，“公共管理”成为学者们乐于使用的概念，更多的得益于70年代之后美国一些公共政策学院的推动（张康之，2014）。
20世纪60年代产生，并在70-80年代迅速发展的政策科学范式吸引了大批的研究者，导致传统的公共行政研究一度衰落，许多著名大学将原来的公共行政学院改名为公共政策学院或新开办公共政策学院，即使保留公共行政学院名称的学院也大量增设公共政策方面的课程或在公共行政学课程中大量增加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新成立的公共政策学院尤其强调计量分析与经济学应用于公共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划清了界限。
但是这种新学派却很快发现了自己的局限性——即过多停留于对政策制定或政策规划的研究而忽视了对政策执行的研究。这是由于，在实践活动中，***部门管理对正式的量化分析或政策设计的需求很少，而对如何执行与贯彻既有政策有更多的需求。但是，政策科学学派又不愿意回到传统公共行政学的老路上（传统公共行政关注的主要是行政执行），因此公共政策学院需要某些与行政执行类似，但又与旧学科有区别的东西。
在这一背景下，70年代末期，在公共政策学院兴起了政策执行的研究热潮。例如，普雷斯曼等学者，将单个项目（政策）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对其进行绩效考核与政策评价，而不是基于传统公共行政的视角——从组织结构或制度设计的角度完善行政过程。
因此，政策执行研究超出了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要求利用经济学、运筹学和管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以评价一项政策的实际产出，因而具有了一个更加广泛与综合的跨学科基础。正是这种从“组织结构与过程”向“项目与绩效考核”的焦点转移，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参与，促使了公共管理学的产生，这便是“公共管理”这一概念起源的P-途径。
2.商业途径（B-途径）
与此同时，美国工商管理的研究者们也为公共管理学的产生做出了贡献。来自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途径（B-途径），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关注组织结构和过程取向，主张在公共部门中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经验和模式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并把焦点集中到战略和组织管理上，这便是公共管理概念起源的B-途径。
但是，无论是P-途径还是B-途径，均是来源于美国学者的研究。之前我们也讲到，“公共管理”成为学者们乐于使用的概念，主要得益于70年代之后美国一些公共政策学院的推动（张康之，2014）。
但是，实际上“公共管理”能够成为一个可以与公共行政并列的概念，更多得力于一场发轫于所谓威斯敏斯特国家，即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联邦国家的“新公共管理运动”。
当前，人们往往把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起源追溯到70年代后期英国“撒切尔”的私有化改革，之后这一改革趋势由英属国家传至美国（李根主义改革），在西方国家形成了一场以追求“三E（Economy,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为目标的“公共部门改革浪潮”。
作为对这一改革运动的总结，1991年英国行政学家胡德在《公共行政》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发明了“新公共管理（NPM）的提法”，并用它来指代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改革运动，认为它代表了一种可以取代传统公共行政的新模式——新公共管理（重塑***、企业化***，管理主义）。国际知名的政治学家和公共行政学家，欧文·修斯，在其著作《公共管理导论》中提到：“新公共管理的提出，意味着公共部门的研究领域中新范式的出现”。
当然，在胡德提出“新公共管理（NPM）”之前，与美国一样，公共管理的概念也早已在英国公共行政学界流行，不同的是英国的公共管理概念更多地受到了撒切尔改革的影响，因而与诞生在政策学院或管理学院中的美国公共管理的概念有着内涵上的不同。
在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看到了撒切尔改革与传统公共行政实践决裂的决心，英国学者才在公共管理之前面加上了一个“新”字，并最终让这一新的“公共管理”概念取代了传统公共行政以及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公共管理概念。因此，英国来源的“新公共管理”和美国B-途径来源的“公共管理”在现代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同一个概念，只不过一个起源于英国，一个是美国学者的说法。
3.P-途径与B-途径合流
总之，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发展，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公共管理这一新范式。1991年9月20日至21日，来自全美73位学者汇集于MPA项目发源地的雪城大学麦克斯韦学院，举行第一次全美公共管理研讨会，可以说是公共管理新范式诞生的标志。
这次会议的主要动机是把不同公共管理途径的信徒们团结起来，其核心目的有三：第一，评估公共管理学科的现状。第二，发表和交流最新、最好的公共管理研究成果。第三，通过弄清理论、研究和方***的分歧来推动公共管理的发展。在会议上，不同学者交换了各自的学术观点，并取得巨大成功。
其中，凯特尔综合了20世纪80年代公共管理学的代表性著作，认为公共管理从一开始就明确拒绝公共行政学和政策分析中的执行研究，更多是从商学院的战略研究中成长起来的，因此他认为公共管理途径实际上就是指代B-途径。
博兹曼则力图将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加以综合，博兹曼和斯特劳斯曼的《公共管理战略》被认为是第一部较完整的公共管理教科书，在谈及该书为何使用“公共管理”而非“行政管理”概念时，他们认为原因在于公共管理涉及传统公共行政学所无法包含的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是战略问题，即关于公共组织的外部环境和它们更广泛的使命和目标问题。
其二，是公共管理不仅在***机构中出现，而且也在其他公共机构的背景中出现，而公共行政总是与行政机构相联系。因此，他们认为公共管理注重组织的外部管理，而公共行政着眼于内部管理。与此同时，在会议上英国的“新公共管理”学者对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也有类似看法。由此可见，英国学者所强调的“新公共管理”的主题与美国的“公共管理”的主题是相似的。
总之，20世纪末“（新）公共管理（B-途径）”与政策分析学派（P-途径）、传统公共行政学派已经取得并驾齐驱的地位。欧文·修斯认为，公共行政、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B-途径）都是对公共部门的研究，是三种不同的途径，它们之间也是相关的，在美国也有各自的追随者，有各自的学术会议和杂志。公共管理由于自身的特点和包容性，被认为看作了代表公共部门管理研究的发展方向。
总体来看，与新公共行政（政策科学）范式相区别，公共管理范式再次呈现出“管理主义”取向，我国学者蔡立辉认为公共管理学是新泰勒主义的复兴，或者是古典行政学的回归。同时，公共管理范式呈现出一种多元价值取向，不仅注重绩效管理和公共责任等主题，还涉及以往范式没有涉及的其他内容，最为重要的是公共组织的范围得以极大拓展，将非营利组织乃至私人企业的公共方面包含于其中。
一、单选题
1《坛经》中记载：“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日风动，一僧日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段话表明惠能关于运动的基本观点是( )。
A. 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
B. 运动与物质是不可分割的
C. 精神运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形式
D. 精神是运动的主体
答案:D
解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运动的承担者，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它包括一切的变化和过程。物质和运动不可分：一方面，物质是运动的物质;另一方面，运动是物质的运动。题干引用的材料在中国佛学里是人们熟知的掌故。这一掌故生动地说明了主观唯心主义运动观的本质特点。“仁者心动”中的“心”是中国哲学的一个范畴，心即精神，这里把物质的运动理解为精神的运动，否认了物质和运动的不可分性，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运动观。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D选项。
2新世界观创立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确定了( )。
A. 剩余价值论
B. 阶级斗争理论
C. 无产阶级历史使命问题
D. 科学的实践观
答案:D
解析:科学实践观的创立是哲学实现革命变革的关键。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解决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批判了唯心主义的错误，从而创立了新世界观。
3道德建设的广泛性要求的具体内容是( )。
A.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
B. 爱父母、爱朋友、爱同事、爱亲人、爱生活
C. 爱生命、爱享受、爱名誉、爱漂亮、爱自己
D. 爱社会、爱亲友、爱自己、爱劳动、爱科学
答案:A
解析: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要求：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因此本题答案为A。
4是科学，从根本上说在于它( )。
A. 以世界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
B. 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
C. 提供了普遍适用的客观真理
D. 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答案:B
解析:哲学的科学性表现为，它以事实为依据，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事物，反对把世界和人的认识绝对化和凝固化，通过概括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成果揭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选项A、C、D观点正确，但是与题干连接起来就不是正确的命题了，故排除。
5从决策的基本属性来看，决策是( )。
A.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活动
B.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活动
C. 客观规律的真实描述
D. 客观规律的真实反映
答案:B
解析:决策的基本属性有预见性、选择性和主观性。A项和B项是相排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其中一个就是正确答案。C项和D项与该题无关，且意思相近，是干扰项。决策的主观性表明决策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活动。正确答案是B项。
6下列情形中，诉讼时效为1年的是( )。
A. 甲租赁乙的房屋.因拒付租金而发生***
B. 甲与乙签订了一承包经营合同，后乙违约
C. 甲借给乙1万元，乙到期不还欠款
D. 甲在乙处定作一套西服.到期后甲未及时领取西服，30天后乙将西服卖掉
答案:A
解析: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规定，下列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1)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2)出售质量不合格的商品未声明的;(3)延付或者拒付租金的;(4)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损害的。
7人们长时间处在较大的压力状态下，身体、心理状态都会产生一定的变化。以下人们在长时间压力状态下的反应，最为常见的是( )。
A. 一直保持亢奋的精神状态
B. 保持一段时间的比较投入的状态后，精神和体力状态急剧下降
C. 一直保持比较抑郁的状态
D. 比较长时间的压抑状态之后，精神和体力状态达到高峰
答案:B
解析:在压力状态下，身体会持续地工作与紧张，以提供面对压力所需的注意力与体力，就像人持续运动一般。因此，面对压力时，我们会不自觉地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而长期下来则是会让我们身体劳累过度或大量消耗体力，削弱人体的免疫系统。
8“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歌中的“愁”字是指( )。
A. 仕途失意
B. 思乡之苦
C. 贫病交加
D. 寒意袭人
答案:B
解析:全诗表达了诗人旅途中孤寂忧愁的思乡之情，“愁”字即“思乡之苦”。
9渐进主义决策模型由( )提出。
A. 西蒙
B. 林德布罗姆
C. 阿利森
D. 伊斯顿和拉斯韦尔
答案:B
解析:西蒙从理性、非理性的心理层面考察决策。阿利森则将决策附着于官僚体系及其政治运作的模式。伊斯顿和拉斯韦尔将决策概念带到互动、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层面上。林德布罗姆在批判传统理性决策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渐进模型，主张新政策是对旧政策的补充和修正。
10在下列哪篇文章中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 )
A. 《改造我们的学习》
B. 《整顿党的作风》
C. 《*八股》
D. 《反对本本主义》
答案:D
解析:1930年5月，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而且在这篇文章中初步提出了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的雏形。因此D项为正确答案。A项《改造我们的学习》，B项《整顿党的作风》和C项《*八股》是针对整风运动写的，不符合本题要求，应排除。
11下列对事业单位属性表述不正确的是( )。
A. 国家举办
B. 以公益为目的
C. 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
D. 社会服务组织
答案:A
解析: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A项表述不准确。故答案选A。
12一天之中气温值出现在( )。
A. 正午时分
B. 午时2时前后
C. 上午8、9点钟
D. 日落之时
答案:B
解析:大气气温升温和降温的原理是：大气不停地吸收太阳辐射的热量，这称为收，同时大气的热量也在向大地传播，这称为支，当收>支时，大气升温;当收支时，大气降温;当收=支时，气温不变。日出后太阳高度增大(12点)时，太阳辐射增强(12点)，地面升温;12点后，地面热量收入仍大于支出，地温继续上升，13点左右达到，地面辐射也，大气升温，当地面辐射与大气辐射相当时(14点左右)气温。故本题答案选B。
13陈某外出期间家中失火，邻居家10岁的女儿刘某呼叫邻居救火，并取自家衣物参与扑火。在救火过程中，刘某手部烧伤，花去医疗费200元，衣物损失100元。下列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
A. 陈某应偿付刘某100元
B. 陈某应偿付刘某200元
C. 陈某应偿付刘某300元
D. 陈某无须补偿刘某
答案:C
解析: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构成无因管理。所以本题中刘某的行为构成无因管理，其有权要求陈某偿付其因管理行为而支付的必要费用。管理人或者服务人可以要求受益人偿付的必要费用，包括在管理或者服务活动中直接支出的费用，以及在该活动中受到的实际损失。本题中刘某救火中手部烧伤花去的医疗费200元和衣物损失100元都属于必要费用，陈某应该偿付，故选C。
14深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逐步实现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由身份管理转向( )管理。
A. 职能
B. 岗位
C. 聘任
D. 聘用
答案:B
解析:2000年7月，组织部、人事部在《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在事业单位全面建立和推行聘用制度，把聘用制度作为事业单位一项基本的用人制度。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岗位聘用制，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岗位聘用制，工勤人员要实行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制。通过聘用制度转换事业单位的用人机制，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故本题答案选B。
15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 )。
A. 共产主义
B. 封建主义
C. 资本主义
D. 社会主义
答案:D
解析:新民主主义社会指的是三大改造之前的中国社会，三大改造之后中国就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16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三美”主张，不包括( )。
A. 音乐美
B. 绘画美
C. 语言美
D. 建筑美
答案:C
解析: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三美”主张包括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17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法定事项所使用的文种是( )。
A. 布告
B. 通告
C. 公告
D. 通知
答案:C
解析:公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故本题答案选C。
18根据文件来源，在一个机关内部可将公文分为( )。
A. 收文、发文
B. 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
C. 通用公文、专业公文
D. 本机关制发的公文、内部使用的公文
答案:A
19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总结了前两个时期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制定和执行了一整套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和策略。党制定和执行这些理论、政策和策略的基本原则是( )。
A.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B. 以斗争求团结
C.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D. 坚持反倾向斗争
答案:D
解析: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是党制定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A项内容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C项提到的原则是统一战线中“左”倾错误者坚持的原则：D项内容是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策略方针，因此这三项都不符合题干要求。
20我国内河货运量仅次于长江，位居第二的航道是( )。
A. 珠江
B. 京杭运河
C. 黄河
D. 松花江
答案:A
解析:珠江是我国仅次于长江的水运大动脉，珠江水系货运量约占全国内河运输货运量的20%。
二、多选题
21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这一目标必须( )。
A.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
B. 站在时代的高起点推动文化内容和形式的创新
C. 坚持指导思想多样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
D. 切实履行***职能、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答案:A,B,D
解析:C项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需求是正确的，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坚持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不动摇。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并不排斥其他学科、其他领域多样化的思想。故排除C项，本题答案为ABD。
22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经常出现大面积的赤潮。受赤潮影响，这些海域中的鱼虾、贝类大量亡。经济损失十分惨重。下列关于赤潮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赤潮是生活在海洋中的某些生物，遇到合适的环境条件而出现急剧繁殖或大量地聚集在一起.使大面积的海水颜色发生改变的一种现象
B. 赤潮是一些浮游生物急剧繁殖，消耗了海水中的氧气，使海水变成“水”
C. 全球气温上升，也会对赤潮的形成产生影响
D. 赤潮的根本原因是一些化工厂排放的废水使海水形成褐红色
答案:A,B,C
解析:海水中的某些微生物在短时间内大量繁殖或聚集，使海水颜色发生变化，显现红色、**或褐色，因此称为赤潮。赤潮是一个历史沿用名，它并不一定都是红色，实际上是许多赤潮的统称。赤潮发生的原因、种类和数量的不同，水体会呈现不同的颜色，有红颜色或砖红颜色、绿色、**、棕色等。所以正确答案是ABC。D项虽然赤潮和化工厂排放的废水有关系，但这不是赤潮产生的根本原因，D项表述错误。
23下列属于决策问题界定主要方法的是( )。
A. 类别分析法
B. 案例分析法
C. ***设分析法
D. 层次分析法
答案:A,C,D
解析:问题界定的主要方法有类别分析法、类***析法、***设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
24在公文办理中，以下哪些情况下可以使用“通知”?( )
A. 批转下级机关公文
B. 转发上级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
C. 要求下级机关周知的事项
D. 给下级机关布置工作
答案:A,B,C,D
解析: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8条规定，通知适用于发布、传达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批转、转发公文。
25意识的能动性是指意识能( )。
A. 反映世界
B. 创造客观规律
C. 改造世界
D. 改变历史规律
答案:A,C
